2019年的“两会”期间，又有全国政协委员提议学校开展繁体字教育：“建议有关语言文字部门充分调查、深入研究，适时恢复使用繁体字并保留简化字书写简便的成果，至少做到‘识繁写简’和‘用简识繁’，以消除诸多弊端。”（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2019 年3 月4 日）这种声音，其实自1950 年代简化字方案实施以来，就从未断绝过。主张恢复繁体字的人中，甚至不乏像王元化先生一样的名流宿儒。他们以为，繁体字是中国文化的根脉，用简体取代繁体，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

笔者以为，恢复繁体字这条路，既与现行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精神相违背，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汉字的历史，源远流长。往短里说，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算起，一路风尘仆仆，汉字也已走过三千多年的灿烂历程。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汉字的形体一直处于不断的进化之中。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过：“（汉字）自其变者观之，则文字殆无往而不变。”从古文字阶段的甲骨文、金文、篆书，到近代文字的隶书、楷书，不断地朝着易写易看、从简从俗的方向发展。和世界上其他文字一样，汉字发展的总的路径就是简化。从甲骨文到楷书，其象形、表意功能逐渐降低，抽象的符号化特征逐渐增强。

汉字的简化字，跟“繁体字”相对应，指同一汉字所具有的结构较简、笔画较少的字形。繁体字是楷书的一种形态，其表意功能与原始汉字相比，早已显著退化。提倡繁体字的人，如果想从汉字的形体去解读先民的文化密码，似乎应该主张学习更古老的甲骨文，而不是繁体字。委员们所谓的“繁体字是中国文化的根，知晓繁体字，就能知晓中国文化的由来”云云，显然不是一种有说服力的理由。

每一时代的文字，都存在着正体与俗体。从字形上看，正体字的笔画比较繁复，俗体字则相对简易。二者既竞争又互补，不过结果总是俗体取代正体，成为新一时代的正体字。比如在秦朝，篆书是正体，一般用在比较庄重严肃的场合，而字形相对简易的隶书则是当时的俗体，原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可是到了西汉，情形便迥然不同：隶书一跃而取得了正体的地位，篆书则退缩为历史文字，一般场合不再使用。同样，今天的简化字，相对于繁体字来说，大多原本也是俗体字。20 世纪初，随着封建社会的终结，一些有识之士提出“采用俗体字”“减省汉字笔画”的建议。经过长期的酝酿讨论，1950 年代中期，大陆的《汉字简化方案》公布实施，1970年代初，台湾地区公布《标准行书范本》，宋元以来长期流行的俗体字被有选择地吸收，大陆确立它们为正体，台湾地区也承认了简体字在手写中的合法地位。今天，国家推行简化字，是符合汉字自身发展的逻辑的。

繁体字难写，是毋庸置疑的。让繁体字取代简化字，从现实来看，既无必要，也无可能。简化字在大陆推行已有六十多年，作为国家法定的规范用字，在大陆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试问，今天60 岁以下的人，有多大比例是能运用繁体字进行读写的呢？一些提倡繁体字的人辩驳说，繁体字的字形中蕴藏着汉字的造字理据与文化意味，比简化字更适合于教学传授。对此，王力先生在1938 年就曾讽刺说：“他们所谓识字的秘诀，是教我们研究古义，以便了解意符，研究古音，以便了解音符。这些乃是文字学家终身的事业，却轻轻放在大众的肩上！文字学家所谓‘秘诀’，等于教饥民‘食肉糜’！而汉字之难学，乃是公认的事实。”1950 年代，王力先生把这个道理发挥得更加透彻。他说：“谁能懂得‘安’字为什么从‘女在宀下’呢？朱骏声（清代文字学家——笔者注）解释‘安’字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安从宀女。’这简直是对女性的侮辱！只有文字学家们知道这个宀不是帽子，也不是什么‘宝盖’，而是代表房子的，但是，为什么女人躲在房子里才算平安无事呢？仍然讲不清。……工农大众不能放下铁锤镰刀专攻文字学，学了也记不住。”

目前，联合国的中文文件，用的也是简化字。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海外华人曾普遍使用繁体字。而随着国家的开放和国力的增强，简化字的传播范围正在迅速扩大。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先后颁布的《简体字总表》，与中国的规范汉字完全一致。泰国于1983 年底，同意所有的华文学校都可教学简体字，繁、简两种字体并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与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世界范围内的中文热逐浪高涌。从2003 年起，孔子学院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规模发展。立足现实，只有提供简单的、易于掌握的字体，才能助力中华文化的传播。

数千年的文字发展史启示我们：随着正体地位的丧失，繁体字必将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就像甲骨文、篆书一样，认读繁体字也应是少数专家的事，与日常语文生活的关系将逐渐疏远。当然，繁体字在保存历史文献、传承中华古文明等方面，自有其独特之功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在下列情形中，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文物古迹，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出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用的，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特殊情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