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程所担负的任务与责任

——兼说提升国民个人语言能力的意义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立德树人”，为国家培养各类所需之人才，每门课程都要为达到此教育终极目标作出自己的贡献。各门课程有各门课程所担负的任务与责任。语文课程承担的任务与责任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得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将孩子送进学校？孩子进学校首要的任务是识字，学文化，学习掌握好母语书面语；同时能学习掌握好一到两门外语。只有这样，孩子才能不断地接受高素质的教育，包括历史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才能用娴熟的书面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也只有这样，孩子才能成长为一个世界公民，才能为国家办更多的事情。让孩子识字、学习掌握好汉语书面语，这个任务、这个责任就落在语文课身上。语文课程的任务大致有三：第一，“帮助学生学习、掌握好书面语”，以逐步培养学生全面综合的语文能力；第二，让学生获得一定的文学素养，能逐步以健康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品位鉴赏文学艺术作品；第三，使学生不断受到真善美的教育与熏陶，具体说即不断接受中华文明、世界文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上述三个任务中，语文课程首先需要完成的是第一个任务，这一任务完成好才能确保第二、第三项任务的完成。而这个任务，即培养学生全面综合的语文能力，只能由语文课程来承担和完成。因此，语文课程的定位就应该落在“逐步培养学生全面综合的语文能力”上。这种全面综合的语文能力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语言理解方面，无论是读或听，都要能一下子抓住对方表达的主要内容。这是第一步的要求；再进一步，能品鉴一篇文章、一席讲话，好在哪里或者不好在哪里。

二是语言表达方面，无论是说或写，都要做到文从字顺。这是起码的要求；再进一步，要在语言表达上做到得体、到位。具体说，要懂得在什么场合、什么情景，在什么人物身上，当表达什么意思时，需要选用什么样的词语，什么样的句式，什么样的句调、语气。

三是有实际的语文纠错能力，具体体现在无论是看别人的或是自己的文字，能凭语感初步判断一个句子的正误与好坏，一个词语、一种句式在使用上恰当与否，并能有改正的能力。

这三方面也是衡量一个学生汉语书面语学习、掌握如何的标准。学生有了这三方面的语文能力，那么他们就算切实掌握好了书面语，学生的语文水平、语文修养就会得到切实的提高，他们也就能更好、更快地接受各种高素质的教育。

现在的问题是，语文课程怎样才能确保这一任务的完成？

我们知道，母语口语是自然习得的，母语书面语呢？那是要学得的。怎样能有效地学得母语书面语？有两方面的经验可适当地加以借鉴。一个是孩子习得母语口语的经验，一个是我国传统语文教学的经验。

孩子习得母语口语的经验具体是什么？孩子呱呱坠地后不断跟大人咿咿呀呀地“对话”，在这过程中逐渐积累丰富的口语语感，正是靠这丰富的语感逐渐准确把握母语的发音，掌握母语的词语和母语的语法。母语书面语的学得，也要像口语习得那样，不断积累丰富的书面语语感。要积累丰富的书面语语感，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大量地接触母语的书面语，具体来说，就是要大量阅读、大声朗读甚至需要背诵，同时还需要一定量的写作。我国传统语文教学的经验主要就是传统私塾教学的经验。古代私塾教学，除了识字以及在老师指导下从模仿写作到逐渐有创意地写作之外，主要就是读书。从《三字经》开始到节选的《诗经》《论语》《孟子》《左传》等，其要求就是大声朗读，努力背诵。学生就是在这样的学习过程当中不断积累丰富的书面语语感，从而逐步掌握汉语书面语，同时也受到深厚的中华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学生读时对很多书的内容一般都不甚了解，甚至有些根本就不懂，但打下了书面语的基础，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书中之意就逐渐领悟到了。我们当今的语文教育无疑也应该适当借鉴传统语文教学中的一些合理成分。借鉴，不是要泥古，更不是要复古，而是应该师古。师古师什么？主要是引导孩子多读书、读好书，要大声朗读，有些要适当背诵。

多读书，读好书，勤于写作，这是古人留给我们培养孩子语文素养和能力的有益经验。我们的先辈和前辈，一直都强调多读书、读好书的重要性。这在很多文学作品中也有所反映。诗圣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欧阳修是宋代大文豪。据《东坡志林》记载，黄庭坚的岳父孙觉（字莘老）曾就写文章之事请教欧阳修，欧阳修说：“无他术，唯勤读而多为之，自工。”大家都知道被誉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所写的《滕王阁序》。注意，这可以说是王勃的即兴之作，但他却写出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一千古传诵的名句，序文成了传世名篇，而且在短短的700多字里，用了20多个典故。试想，如果王勃不熟读古代经典，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即兴写出这样的传世篇章吗？当然，像王勃那样的聪慧才子历代少有。

以上都说明一个道理，要提高语文素养和语文水平，增强语言能力，没有特别的好办法，重要的是多读书，读好书，大声朗读，勤于写作，以积聚丰富的汉语书面语语感。这是前人的经验之谈，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正是语文教育应走的路。这里大家一定要认识“积聚丰富语感”的重要性。无数事实告诉我们，一个有经验的司机，最后熟练驾驶凭的是积聚的丰富的“车感”；一个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在激烈的比赛过程中，如何击球、如何回球根本来不及思考，凭的是在长期训练、比赛过程中积聚的丰富的“球感”。

当然，我们只是借鉴而非照搬传统语文教育的办法。也就是说，我们在引导、鼓励孩子多读书、读好书的基础上需要进行适当的点拨和引导，以便让孩子茅塞顿开，让孩子懂得该怎么阅读、怎么表达。这种点拨与引导，着重在两方面：一是让学生知道，一篇文章好，好在哪儿；一篇文章不好，不好在哪儿。二是让学生知道该怎么用词选句，怎么运用虚词。具体怎么点拨与引导？不妨举些实例来加以说明。

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等散文名篇在词语的选择上就很讲究，很见功夫。对于《背影》这篇课文，大家都比较注重父亲穿过铁道爬上月台给儿子买橘子，买完回来过铁道时，他如何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儿子过去扶着父亲到车上后，父亲又如何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他的皮大衣上，然后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这一段写得很传情，但《背影》里另有一段文字（在第四自然段）在用词上也很质朴传情：

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

这里没有华丽的辞藻，“拣定”“嘱”“警醒”，都是很普通的词语，但在这里用作谓语动词都很到位，让人感到质朴而有神韵，字字传情，真切地表现了父爱。老师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先让学生思考：

1. 这里的“拣定”改用“找”或单用“拣”，好不好？

2. 在“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里的“靠车门的”这一修饰语似乎也可以去掉，但作者用了这个修饰语，用意是什么？

3. 将“嘱”改为“要”“叫”怎么样？为什么用“嘱”好？

在提出这些问题的同时，要告诉学生：思考这些问题一定要联系全文的主题。

再如，鲁迅《故乡》中对闰土见到分别多年的“我”时的情态，作了如下的简单描写：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

引文里的“他”指闰土。作者只用“站住了”三个字，就刻画出闰土见到儿时好友后那种意外高兴而又有点发愣的神态。而“欢喜和凄凉”这短短的五个字，把闰土当时那种见到儿时朋友所唤起的天真无邪的童心立时又被世俗等级观念冷酷扼杀的感情活动和心态变化，形象生动地描绘出来，使之跃然纸上。而接下去的“分明的叫道：‘老爷！……’”，宣告了闰土儿时的美好回忆被彻底地埋葬。这不能不让人去深深地思考。

通过类似上述结合课文所进行的有关词语和修饰语的讲解，引导学生认识到：说话写作中，词语的选择和锤炼，修饰成分的恰当使用很重要；所谓要用好词语，用好修饰成分，并不就是要多用华丽的形容词，而重要的是做到准确朴实，能根据文章主题的需要选用恰当的词语和修饰语，并注意前后左右的互相配合、照应和衬托。

不少课文里的虚词用得特别好，可给学生讲讲。例如唐代诗人王之焕的五言绝句《登鹳雀楼》，教学时一般都强调一定要把其中的“依”和“穷”讲透。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其中的虚词“更”也需讲透，这样才能让学生更透彻地理解这首诗。可让学生考虑：我们能否把“更”换为“需”“要”“再”或者“又”？为什么不能？

现代白话文章里也有许多虚词用得好的。譬如鲁迅的《祝福》，其中就不乏妙用虚词之例：

冬至的祭祖时节，她做得更出力，看四婶装好祭品，和阿牛将桌子抬到堂屋中央，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

“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

这几段话是写祥林嫂听了柳妈的话到土地庙捐了条门槛，从而又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但封建礼教还是容不得她，给了她新的致命的打击，使她生活的最后一线希望遭到破灭，随之发生一蹶不振的变化。鲁迅在这一段话里，虚词运用得很讲究。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她做得更出力”里的“更”；第二，“你放着罢”里的“罢”；第三，“她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这一长段文字里关联词语的使用。

这些虚词很值得结合课文给学生讲讲。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来让学生思考、讨论。

1.关于“更”，请学生考虑：能不能替换为“很”或“非常”？为什么必须用“更”？联系上下文，这里用“更”将会起到什么样的表达作用？

2.关于“罢”，可以启发学生考虑：这里能否不用“罢”？考虑这个问题时，要学生注意这样三点：一是用不用“罢”，句子的语气不一样；二是这话出自一位女主人之口；三是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对四婶和鲁四老爷的态度有区别，因此在人物描写上也有区别。了解了这三点，就可以体会到为什么这里的“罢”用得好。

3.关于描写祥林嫂急剧变化的那一段文字里大量关联词语的运用，我们可以告诉学生这样一点：关联词语的作用在于显示句与句之间的逻辑联系，适当运用关联词语可以使说的话、写的文章脉络清楚，增强逻辑力量；但在一般文艺作品中不宜用得太多，动不动就用“因为……所以……”“虽然……但是……”“不但……而且……”，不仅会使语句显得啰唆，还会使话语不活泼、不生动；而鲁迅正是运用关联词语的这一表达特点，故意在描写祥林嫂急剧变化的文字里集中使用大量关联词语。对此，可以先让学生思考一下：鲁迅在这里为什么要用那么多关联词语？使用那么多关联词语，将会收到什么样的表达效果？

关于句式选择方面的讲解，这里只举一例，鲁迅《祝福》中对祥林嫂的一段描写：

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我们知道，小说《祝福》运用倒叙的手法，通过刻画主人公祥林嫂这个下层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来解剖旧中国的农村社会，抨击黑暗的宗法制度和吃人的封建礼教。鲁迅对祥林嫂的这段描写，在全文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语文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注意这段描写，特别注意句式的运用。可以这样来启发学生思考：

第一，“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这是一个复句，包含三个小句。我们能否把这个句子改为内容与之相当但包含长定语的单句——“她一手提着一个内中放了一个空的破碗的竹篮”？为什么？

第二，“（她）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这是一个包含两个小句的复句。我们能否将“比她更长的”这个修饰语去掉？这个修饰语起什么作用？能否将“下端开了裂”这个小句去掉？为什么？能否将这个句子改为内容与之相当的包含长定语的单句——“（她）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下端开了裂的竹竿”？为什么？

在启发学生思考这些问题时，教师应引导学生联系课文的主题、联系所需刻画的人物形象来考虑，并要注意鲁迅是以怎样的视角来刻画祥林嫂的。

我想，语文教师如果能把类似这一连串的问题讲清楚了，学生就会爱上语文课，语文教学的收效就会比较大；学生如果能把类似这样的“为什么”领悟到了，其语文水平、语文修养肯定会有较大提高。

总之，引导孩子多读书，读好书，大量阅读，大声朗读，适度背诵，勤于写作，以便让孩子积聚丰富的汉语书面语语感，同时适当点拨与引导，这应该是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素养、语文能力最有效的手段。小学、中学语文教学必须重视这一点。近两年社会上出现了呼吁和发动大家读书的新气象，这无疑大大助了语文课程一臂之力。但愿读书之风能长久地保持下去。

说到语文课程所担负的责任，大家还必须了解这样一点，那就是当今我们处在一个大数据、云计算、网络化、智能化、全球化、万物互联、人类逐步走向太空的信息时代，我们国家也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这种时代变化要求个人与国家要具备更高的、更多元的语言能力，以及高水平的语言教育和语言研究能力。如今，语言、语言能力已成为一种资源，已成为个人和国家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个人的语言能力已成为与他人竞争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事关国家软硬实力，特别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和国家的安全，已具有战略意义。因此，现在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新的术语——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关于语言的战略意义，李宇明、赵世举等多位学者已早有论述。特别是在赵世举主编的《语言与国家》一书中，更是从“语言能力与国家地位”“语言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语言能力与经济发展力”“语言能力与科技创新力”“语言能力与国际竞争力”“语言能力与国家安全”等多方面进行了全面、具体而又清楚的阐述。问题是，正如2016年发布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里所指出的，目前“国家语言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求”，因此规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十三五”语言发展目标之一就是要“实现国家语言能力与综合国力相适应”。这足见国家语言能力之重要。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是国民个人的语言能力、全民整体的语文素养与能力，所以不断提升国民个人的语言能力已成为关涉国家安全的语言战略实施中语言文字的基础性建设。而培养一个人的语文素养与语言能力的关键时期是小学、初中、高中阶段。可见，语文教学实际担负着关涉国家安全的语言战略实施中语言文字的基础性建设任务。每个中小学语文教师就是整个语言文字的基础性建设工程的建设者。

那么我国国民整体的语文素养和语言能力如何呢？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上掀起了语文问题大讨论，1998年王丽编辑了《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一些著名的文学家、语文学家如童庆炳、钱理群等都参与了讨论，普遍感到我国国民语文素养、语文能力和语文教育堪忧。我在2007年曾提出过语文教育“怪三角”的看法。什么是“怪三角”？一个角是，人人都说语文重要；一个角是，多数学生特别是高中生对语文课不感兴趣，不爱上语文课，甚至有厌倦情绪；再一个角是，国民整体的语文水平、语文素养严重滑坡，实例不胜枚举。

那么如今我们国民整体的语文能力如何？还是不容乐观，亟待提升。大家普遍感到，目前小学、中学的语文教育离国家对语言、语言能力的要求相去甚远。2011年所定的义务教育语文课标，特别是2017年新颁布的高中语文课标，应该说是在总结了先前语文教育的经验与教训后制定的。特别是对于课程性质与语文教育的基本任务作了很好的、明确的规定，尤其强调“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可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目前社会的现实，很多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片面强调人文性，强调“语文教育的正确方向应该是立德树人，是育人”，而忽视如何让学生具有较高的语文素养、较深厚的语文功底。“立德树人”“育人”确实是教育之本，但这是整个教育的责任与任务，而各课程首要的任务是要让学生打下较扎实而深厚的该课程所属学科的功底。

语文课程当然要担负文化思想教育的任务，但这种文化思想教育不能是宣传式的，更不能是说教式的，而应该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应该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语文课程要在培养学生较深厚的语文功底的同时，润物细无声地对学生进行文化思想教育。这样的教育才能真正深入骨髓，才能收到实效。如此看来，真要不断提高全民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小学、中学的语文教学必须进行积极而稳妥的改革。改革的重点应放在课程设置以及教材编写和课外阅读书籍的编写上。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怎么根据现在的孩子只习惯于碎片式阅读、快速式阅读的情况，引导孩子多读书，读好书，大量阅读，大声朗读，适度背诵，勤于写作，以便让孩子积聚丰富的汉语书面语语感。如果我们能这样做，必将有助于孩子全面提升语文素养与语文能力，破解中华民族文化的密码，接受并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具备坚持“真善美”的情操与品格。

（本文根据作者应邀于2018年5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所作的报告整理修改而成） 作者：陆俭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